【内容提要】
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一个马鞍形轨迹:初期 ( 1920- 1949)差强人意，中期(1950- 1979}}成绩最差，后期(1980- 1998}成就最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环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环境。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点，也与研究者有着直接关系。研究虽然难以左右社会，却完全可以把握自已，保持学者的良心和清醒的头脑。这应该是20世纪近代文学研究史给予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开创期，萎缩期，繁荣期
我国文学源远流长，群星璀灿，名作如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独放异彩。然而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或者强迫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或者贱视文学为消遣的玩艺，以致直到19世纪末，国人尚只知有名为“国史”而实为历代皇帝家谱的“二十四史”，而不知文学史为何物。当然，我们也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即所谓诗话、词话、曲品、笔记以及作品序跋、评点之类的产品，然而其优者不过是文学鉴赏，其劣者更近于文字游戏。因为这类东西只有随意性的褒贬，而缺乏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的概括。最令人尴尬的是，产生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不是出自中国人，而是出自“洋人”，而且是“蕞尔小国”之“东洋人”①。我们的部分先人正是因为受到了“ 洋人”的刺激，才汲取了他们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以他们为师，试图进行真正的文学批评，开始建立中国的文学史学。十分凑巧的是，中国人撰写自己的文学史，恰恰始于20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清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由武林谋新室出版。同年，东吴大学教授黄人开始撰写并讲授《中国文学史》，但起初只印成油印本，直到辛亥革命前后才由上海国学扶轮社正式出版。在此后 短短的20年间(1900一1919)，即产生了至少12部中国文学史专著。其中著名者除林、黄之作外，尚有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由于这些作者都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文学素养，因而他们初试锋芒，即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外国老师。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至今仍不失为经典之作。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不但篇幅达30多万字，而且体例已相当完备，覆盖面十分广阔。全书分为“绪论”、“上古文学史”、“中古文学史”、“近古文学史”、“近世文学史”等五编，每编分为若干章，每章分为若干节。从中国文学之起源，至清末文学，涵盖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和所有文体。以至于在14年中重印了17次，后来的不少文学史都采用了这种体例及分期法。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以规模宏大为显著特点，全书达 170余万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个纪录才被打破。足见中国不是缺乏文学史才，而是缺少发挥创造性才能的社会环境。
中国近代文学(1840一1919)要比古代文学幸运得多，当它的历史尚未结束之时，中国学者不仅已经开始了中国文学史学的建设，而且开始运用西方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进行文学批评。中国近代文学作为当时的当代文学，自然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他们初试牛刀的实验品。譬如在前而提到的12部文学史专著中，即有6部论述到近代文学，尽管论述比较简略，却使其最早在中国文学史中，片有了一席之地。此外，在20世纪的头20年中，论述近代文学的专题文章一也有539篇，涉及近代作家129人①。足见当时己初步形成了近代文学批评的风气。然而当时参与近代文学批评的毕竟都是旧文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脱胎换骨，.成为新的文学批评家。因此，他们对近代文学的批评，虽然己经采用了专题论文和文学史专著的形式，但仍然不能完全摆脱序跋等传统形式;在内容方而则更多的只是对近代作家或作品的简单介绍，而不是进行规律性的探讨。所以在这20年中，根本谈不上对近代文学研究有何贡献，完全可以略而不论。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才真正开始。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才正式启动。这就是说，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近代文学本身的历史一样长，都是80年，而且在时间上正好相衔接。其间以“五四”为界。如果说这是一个巧合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巧合:近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历程也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1920 1949)
对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并存的。
首先，近代文学刚刚过去，研究者有的是近代文学的读者，有的甚至是近代文学的参与者。他们对近代文学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亲身感受。这为其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近代文学虽然只有80年，其繁荣程度却是空前的。作家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文献浩如烟海。而且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方式趋于多样化，不仅有单行本，而且更多地见诸报刊。从而使作品极其分散，极易流失。加之时间过去尚短，既来不及筛选整理，也尚未经过时间的淘汰，鱼龙混杂.薰莸并存。研究者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研究.犹如大海里捞针，乱石中淘金，群山间探矿，莽原上拓荒，其艰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作为本时期近代文学著名研究者之一的郑振铎就说过:“我编辑这部《晚清文选》曾用了很大的努力与耐心:一来是因为材料的不易得; 二来也因为材料的过多过杂，选择起来觉得非常的困难。如果编一部《古代文选》或《唐宋文选》之类，那些材料却还比较的容易找得到，且也还比较的容易选取其精华。但《晚清文选》的材料却一桩桩都要自己下手去搜罗的，可以说是无所依傍的工作。在各个图书馆里.这一类的材料简直不大有。以郑振铎的学识之博和藏书之富.尚且深感近代文学研究“无所依傍”，“非常的困难’，.那么一般研究者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0年间，战争不断，政治黑暗，经济衰败，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灾难深重的时期之一。研究者处身其中，往往连生活乃至生命都难以保障，遑论学术研究。譬如阿英在1930年代辑成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因抗日战争.“纸型虽制，迄未印行，,.直到1954年才出版。然而同时也有对近代文学研究有利的一面。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加速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涌入，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这对提高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本时期虽然社会动乱.但作为当时全国文化和学术中心的上海，却相对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局面，以致大批文人学者聚集于此;加之上海本来就是近代文化的中心，保存的近代文学资料当然也就最为丰富。因此上海也就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在近代文学研究中作出了最大贡献。第三，本时期虽然政治黑暗，但对国民党政权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笔杆子 , 而是枪杆子，因此忙于内战外战，自顾不暇，而对意识形态的防范则力不从心，鞭长莫及。从而为文人学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其突出表现就是文派、学派林立，各种文学作品和学术观点既互相斗争，又可以并存，虽然说不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却不失为繁荣兴旺局面。
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以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充分利用了上述的有利条件。尽量克服了上述的不利因素，在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较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遍地开花，收获不菲。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大多是作家，他们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也没有任何组织和计划。然而由于各人的兴趣不同，学识有别，结果倒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而。在研究对象上，或各选自己喜欢或认为重要的近代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或对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社团、文学思潮等进行研究;在研究形式上，或沿用传统的序跋、笔记式，或采用舶来的专论、专著、文学史等新形式，或致力于作品的搜集、整理、出版，或专注于作家、作品史实的钩沉与考订。可以说.他们己经利用了一切现代化的文学研究形式，而且涉及到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关于这一点，仅从单篇文章和文学史著作两个方面就可以说明问题。据统计，本时期研究近代文学的单篇文章(包括论文、考证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序跋、笔记等，下同)总共有2909篇，其中综合研究472篇，作家作品研究2437篇，涵盖作家465人。本时期产生的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分类史)总共出版了300多部，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此后50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的总和。其中或多或少、或详或略论及近代文学的，即在百部以上，更有几部近代文学史专著。虽然尚有不少近代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未曾接触，然而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和综合性课题却都有所论述。
其二，精品迭出，卓见纷呈。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不仅在成果数量和研究广度上较为突出，而且由于胡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钱玄同、郑振铎、茅盾、阿英等一批名家的参与，产生了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精品和精辟见解，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他们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分别对近代文学的不同领域、不同局部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某些著作堪称经典，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譬如胡适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①.虽然尚未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也未解决近代文学的断代问题(该书的论述范围是1872- 1922年).但它实际上是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专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揭示了近代文学与近代社会的因果关系，抓住了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肯定了近代文学承前启后的作用，承认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过程,并从散文、诗歌、小说几个方面勾勒了这个过程的发展轨迹。可以说.胡适己经触及了近代文学关键的几个方面，后来的学者虽然在深度上超过了胡适，但在广度上却很难超越。又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则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专著，其最后3篇，即《清之狭邪小说》、《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清末之谴责小说》，实际上概论了近代主要的小说流派和作家、作品，因而也可视为第一部中国近代小说史专著。至于观点之正确、论述之精辟、影响之巨大，更是人所共知，不必赘述。又如阿英著《晚清小说史);.虽然只是研究晚清(清末十余年)小说的专史，但因为中国小说至晚清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才具有近代意义，而且形成了小说的空前繁荣局面，产生出一大批近代新小说的代表作，因此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就等于抓住了近代小说的核心。况且《中国小说史略》对于近代前60年的两大小说流派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的论述己经相当充分，而对于晚清小说的论述却显简略。阿英集中研究晚清小说，可以说是扬长避短，拾遗补缺。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阿英长期致力于晚清小说的资料工作，如搜集晚清小说作品、辑录《晚清小说目》，掌握着丰富的晚清小说资料，因此《晚清小说史》提及的作品多达200种以上，其中加以论述的作品也有50多种。如此大的覆盖面，是后来的任何近代文学史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又如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卢冀野著《近代中国文学讲话》、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也都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首先，其中的两部不仅明确提出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而且用诸书名。这意味着作者己经认识到近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应该承认它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所指的近代文学的范围与后来学者公认的有所不同，然而其先觉之识却功不可没。其次，这几部文学史专著所论述的上限虽然各异，但它们有一点相同，即均未将“五四”当作前后两段文学史的界碑，而将“五四”前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这一观点在1950-,1960年代曾被否定，而随着研究的深入，1980-1990年代却又被不少学者所肯定。至少说明这种观点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又如吴文祺的长文《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不仅是第一篇，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唯一阐述近代文艺思潮的力作，将它视为第一部近代文学批评史也未尝不可。不仅如此，该文还是最早把近代文学史的时限界定为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在这一点上，作者的见解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人。除了这些文学史著作之外，本时期也产生了一些重要论文和中肯见解。譬如胡适为《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所写的5篇序文①，无不考订精详，立论稳当，堪称重量级论文。鲁迅、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人对于武侠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也不是一味加以批判，而是从社会背景、国民性乃至市场规律的角度分析其盛行原因，说明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本时期毕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时期，其缺点是在所难免的。要而言之，大致有二个方面:
其一，选题不准，严重失衡。如上所说，本时期的研究成果并非太少，研究范围也并非太狭。然而由于研究者大多出于个人兴趣，又不能掌握近代文学的全貌，因而在研究选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结果造成了近代文学研究的严重失衡。仅从单篇文章的数量来说，即可以看出二种失衡现象:一是综合研究与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前者仅472篇，后者达2437篇;一是不同文体研究的失衡，计诗词研究51篇、散文研究20篇、小说研究114篇、戏曲研究160篇;二是不同作家作品研究的失衡.即多数作家作品只有寥寥数篇甚至1篇简单介绍性文章，研究者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少数作家作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苏曼殊，他的传世之作只有30余万字，而论述其生平及作品的文章竟多达263篇.，占本时期作家作品研究的九分之一，难怪鲁迅谓之“曼殊热”。这显然是苏曼殊的奇特身世和独特性格起了作用。
其二，队伍庞杂，学风不正。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者，固然不乏治学严谨、功底深厚乃至大师级的学者，但就大多数来说，却是既缺乏治学训练而又态度很不严肃的。有些人被卷入近代文学研究队伍，并非因为对近代文学的价值有所认识，而是出于兴趣、好奇、消遣等等，讲述苏曼殊佚事的文章特别多就是明证之一。有些人则是因为社会需要而被迫卷入这个领域的。比如本时期之所以产生了300多部文学史著作，就是因为教学的需要，以至于它们多为讲义或教材。文学史这门学科需要多少代学者的积累才能建立，而在当时的中国来说.，专门学科才传入不久，很多人都是匆忙上阵，并无足够的准备，其质量的低劣也就可想而知了。最为恶劣的是抄袭成风，以致文学史著作虽多，却是一副面孔。比如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始于先秦，迄于现代国防文学)就是用他人28种文学史及有关著作拼凑而成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抄了进去。而令人惊奇的是，它竟一印再印，颇为走红，这足以反映当时文学史著作(包括近代文学史著作)的一般水平了。
其三、歧见纷呈，观点片面。本时期的文派、学派很多，既有新旧之别，又有门户之分，以致在文学观和学术观上呈现多样化与相排斥的局面。如果是正常的相互竞争乃至斗争，必将对文学的繁荣和学术的进步起促进作用。遗憾的是，各家都派性膨胀，视异派为敌人，必欲置对方于死地.以至于讽刺谩骂、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因此看起来热闹非凡，其实只能是互相伤害，于事无补。即以新文学家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来说，这本来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所据理论落后，所持观点偏激，所用方法不当，致使其实际效果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比如他们批判鸳蝴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定对方信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其实只能说明他们不承认文学的娱乐功能，不懂得文化的市场规律;他们否定鸳蝴派的通俗小说形式，则不仅说明他们漠视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而且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至于他们大骂鸳蝴派作家为“文丐”、“文娼”、“文氓”、“文妖”等等，更是有失身份。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对鸳蝴派的评价成为过眼烟云，终被历史所抛弃。即使是前述名著也往往难免观点的片面性。比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将语言的通俗与否作为区分“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标准，因此对近代通俗小说推崇备至，而对近代的旧派诗、词、曲不屑一顾，显然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片面观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反，只讲诗、文、词、曲，不讲小说，则是一种传统的保守观点。
综观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尽管存在诸多缺点也没有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一门学科，然而毕竟对近代文学进行了初步探索，作了全方位的扫描.对某些问题和某些作家作品更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从而为近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二、近代文学研究的萎缩期(1950 1979)
本时期与前一时期相比，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比如有前一时期的研究作为基础，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尤其在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社会性质、特点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从而使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主要在以下二个方而有所发展:一是不仅在理论上确认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的上下限,而且产生了一批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小说史稿》近代代小说专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著《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和《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近代文学专编。这些近代文学专编和专史，既一致以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史的起讫，又对近代文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从而使近代文学获得了独立地位，初步建立起近代文学史这门学科。一是在近代文学综合性研究方而有所加强。仅从单篇文章来看，综合性研究306篇，作家作品研究1129篇，两者的比例是1: 3. 7, 而前一时期两者的比例则是1: 5. 2。这些综合性文章不仅对近代文学的文体、流派、社团等局部性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而且对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价值等全局性问题进行了宏观研究，较之前一时期有明显提高。二是多数近代文学研究者在主观上都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他们在研究某些综合性问题和作家作品时，就不是罗列现象与事实，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这显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结果。
然而从总体来看，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教训远远超过了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及极左思潮的泛滥。本时期的30年，从“土改”到“文革”，可以说政治运动连年不断，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触及而越来越宽，火药味越来越浓;与此同时，极左思潮也就声势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对于近代文学研究来说在建国初的五六年中，虽然己经开始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如张毕来1955年连续发表了两篇由批判胡适进而全盘否定《老残游记》的文章①，但立即受到了学界的批评，说明这种影响还仅限于个别学者。在此后的六七年中，由于历经“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 反修”等政治运动，极左思潮得到了膨胀似的大发展。但它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还是双重性的:高等院校受“大跃进”的鼓舞，掀起了一股编写文学史的热潮。从而产生了如上所说的一批近代文学史专编和专史，成为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所以作为“准知识分子 ”的大学生成为主角，而大学教师只能扮演配角，从而使这些文学史著作带有相当的幼稚性和“左”的色彩。在此后的一二年内，由于对国内外“修正主义”威胁的夸大估计，极左思潮进一步膨胀，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也就更大。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场既针对近代谴责小说、又针对其研究者的一箭双雕的大批判运动。关于发动这场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其发难者穆欣说得十分清楚:“近年来的历史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魂不散’，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而其建国后的表现就是所谓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出笼.以及学界对于谴责小说的肯定，因此批判谴责小说及其肯定者具有“现实意义”。所谓“现实意义”，当然是指当时的“反修防修”，可见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事例。这场批判运动之所以半途而废，乃因“文革”的突然爆发，善于“弄潮”的批判者们另有目标，因而无暇顾及了。当“文革”后期“批林批孔”、“尊法反儒”之时，他们又想起了近代文学，连续发表了一批文章。但这一次不再是批判近代文学及其研究者，而是在其中寻找“批林批孔”的弹药，这更与近代文学研究毫不相干了。
以上事实说明，本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是与频繁的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的，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加以使用的，而贯穿始终的主导倾向则是极“左”思潮。这种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大泛滥，曾对整个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不良影响。由于近代文学的特殊性，又以近代文学研究的受害程度最为严重。本时期的政治运动虽然五花八门，但其主要打击对象无非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而近代文学恰好就是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因此研究近代文学具有不小的危险性,稍一不慎, 就会招灾惹祸。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
其一,有些人视近代文学研究为畏途,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以致较之前一时期,本时期近代文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大大萎缩,研究者只有数十人,研究文章只有1435篇,还不到前一时期的一半。
其二,有些人虽然从事近代文学研究,但为了保险起见,只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无视近代文学的实际,而以当时的政治风向、作家的阶级出身和政治派别为取舍,人为地制造了某些“热点”和“禁区”。仅以研究文章为例:前期研究龚自珍的文章只有52篇,本期猛增为117篇,其原因是龚自珍被视为“法家”;前期研究秋瑾的文章只有50篇,本期猛增为107篇,其原因是秋瑾为“革命家 ”;前期研究苏曼殊的文章达263篇,本期锐减为4篇,其原因据说是苏曼殊与鸳蝴派有某种瓜葛;至于太平天国文学和民间文学成为本期的研究“热点”,而《荡寇志》、鸳蝴派成为本期的研究“禁区”,其原因自不待言。
二是丢弃历史唯物主义,专用政治实用主义。某些研究者在评价近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作家作品时,不是看它们在当时起过什么作用,对文学的发展有无贡献,而是看它们对当前的政治斗争、方针政策乃至中心任务有无用处。上述龚自珍研究在“批林批孔”中的大大走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是机械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把作家研究变成作家阶级成分的划分,把作品当成证明研究者预定观点的材料库,视需要与否进行取舍与组合。这就是为什么不少近代作家的阶级出身、政治派别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所在。
四是曲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价标准,把二者加以割裂,甚至篡改为政治标准唯一,艺术标准被取消，以致在政治上落后而艺术上高明的作品遭到排斥和批判,而相反的作品却备受青睐。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文学史著作和专论文章中,而且表现在作品选本之中。
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对于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不良影响还可以罗列下去,但仅此已经足可以说明:学术研究固然不能脱离政治,然而它一旦被政治所左右,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它就不再是科学。这样的学术研究,对于个人是生命的浪费,对于国家也一无所补,对于学术更是一文不值。这大概就是本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参 考 文 献]
[1]郑振铎.晚清文选#序[A].晚清文选:卷首[C].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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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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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穆欣.如何看待晚清的文学和政治$$从新版5孽海花6(修订版)3前言4想起的[N].光明日报.196427230.
